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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研究亞洲傳教史的波蘭籍傳教士表示，曾是葡萄牙殖民地的澳門過去數百年來在東亞傳教工作上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是培育傳教士和文化交流的中心。

據澳門教區葡文週報《號角報》報道，近四個世紀以來，澳門一直是傳播天主教信仰到中國、日本、韓國和東南亞的平台和培育中心。

米奧特克（Andrzej Miotk）神父在澳門教區講授了一個關於亞洲傳教史的密集課程。他其後在訪談中探討了亞洲傳教的多個面向。今年是澳門教區成立 450 週年。

這位擁有德國波昂聖奧斯定大學傳學教博士學位的聖言會士表示：「澳門的角色及其與其他亞洲傳教區的關係是獨特而非凡的。」「在亞洲的福音傳播中，澳門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他指出，澳門是通往中國的門戶，所有傳教士，包括耶穌會士，都渴望前往中國；而澳門與中國和日本都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因此澳門也是通往日本的門戶。

他說，澳門與日本有著深厚的淵源，一些逃避迫害的日本天主教徒曾在澳門避難。

他表示：「澳門始終是一個重地，一個有利於天主教傳教事業發展的平台。當時，它是最大的傳教士教育、培訓和準備的中心。」

他指出：「對於傳教士來說，這裡無疑是最佳的地點，如果沒有澳門，後來發生的一切發展將無法實現。」

過去數個世紀以來，約有 700 名傳教士曾在澳門接受培育，其中大部分是耶穌會士，包括來自 16 個不同國家的 400 名非葡萄牙籍傳教士。

米奧特克神父說：「這裡不僅是培育的地方，也是一個交流中心。」

他表示，聚集在澳門的傳教士們「創造了一種交流的氛圍，使耶穌會士得以將本地化方法完善，並在此規劃了前往日本和中國的傳教活動」。

他指出，來自不同國家的修生和學生也在學習語言、了解多元文化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而這些正是傳教工作的重要要素。

澳門於 1557 至 1999 年曾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如今，它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

澳門教區於 1576 年成立，是遠東地區第一個天主教教區。數百年來在其原轄區內已建立了超過 100 個教區。

澳門人口約 72.3 萬，其中包括分布在九個堂區的約三萬名天主教徒。

印尼天主教主教警告，自獨裁者蘇哈托 （Prabowo Subianto）下台近 30 年來，印尼正步入民主倒退、不平等加劇和社會裂痕日益加深的時期。

印尼主教團在 5 月 22 日的聲明中表示，在全球不確定性、國內政治緊張局勢和日漸惡化的生態危機的情況下，印尼正面對著「巨大的挑戰」。

印尼於 5 月 21 日紀念了蘇哈托下台 28 週年。蘇哈托曾以鐵腕統治印尼 32 年，隨後於 1998 年 5 月 21 日因一場暴力的公眾起義而辭職。

主教們促請印尼人民「團結起來，懷著希望」，透過正義、團結和道德的治理重建公眾信任。

金融專家警告稱，該國經濟正面對十年來最嚴重的危機。

經濟增長放緩、資本外流加劇以及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被認為是嚴重打擊印尼家庭福利和金融穩定的主要因素。

主教們表示：「這些壓力顯示經濟增長並未惠及基層民眾。」

經濟危機亦加劇了心理健康危機，尤其是在年輕人當中更為明顯。

衛生部於 2023 年的一項調查發現，四分之一的青少年出現憂鬱或焦慮症狀，而全國每 40 萬人中只有一名精神科醫生。

主教們稱這些趨勢是「持續存在的社會創傷」，需要國家緊急關注。

他們也對巴布亞地區表示擔憂，該地是基督教徒人口佔多數的地區，飽受數十年衝突蹂躪。

國際特赦組織記錄了自 2018 年以來超過 100 宗法外處決事件，而人權組織估計，在此期間，超過 7.6 萬名巴布亞人因衝突而流離失所。

主教們表示：「安全策略既不是快速的解決辦法，也不是正確的途徑。」

他們以巴布亞的糧食種植園計劃和弗洛勒斯島的地熱開發為例，指這些自上而下的舉措缺乏透明的協商。

他們指出，糧食和能源安全固然重要，但卻被貪污腐敗和經濟利益所掩蓋，這「損害了社會的正義」。

自 2021 年以來，印尼已損失超過 100 萬公頃的森林，官方數據顯示，光是 2024 年，印尼就經歷超過 3,000 宗生態災害。

主教們表示，這些數據引發了人們對這種將弱勢群體邊緣化發展模式的質疑。

他們還警告說，隨著民主指標持續下滑，「專制法治」正在抬頭。

人權組織指總統蘇比安托（Prabowo Subianto）的政權正在恢復軍方對民事事務的影響力。

柬埔寨的天主教主教已向梵蒂岡提交了教區對 12 位因信仰而遭殺害的天主教徒進行宣福和封聖進程的教區階段調查文件。

據梵蒂岡《信仰通訊社》5 月 28 日報道，金邊宗座代牧施密特豪斯勒（Olivier Schmitthaeusler）主教將一份近 2,500 頁的密封文件遞交給宗座封聖部長塞梅拉羅（Marcello Semeraro）樞機。

這份文件包含教區層面的調查報告、證詞以及其他證據，記錄了首任高棉主教薩拉斯（Joseph Chhmar Salas）及其 11 位同伴在 1970 至 1977 年間的生平事蹟和英勇德行。

施密特豪斯勒主教向《信仰通訊社》表示：「這些文件不僅記錄了他們的生平和犧牲，更是教會和世界一份珍貴的精神遺產。」

薩拉斯主教及其同伴，包括神父、修女和平信徒在 1975 至 1979 年赤柬政權統治時期選擇留在柬埔寨。

施密特豪斯勒主教指出：「拉穆斯（Yves Ramousse）主教非常了解並深愛著這些未來的聖者，他在最初名單的編制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這些文件是在柬埔寨主教每五年一次前往梵蒂岡覲見期間遞交的。

法國傳教士拉穆斯主教曾於 1962 至 1976 年擔任金邊宗座代牧。在赤柬入侵金邊前，他力薦薩拉斯擔任宗座代牧。

據報道，拉穆斯主教編制了這份選擇留在柬埔寨的 35 名神父、修女和平信徒的名單。施密特豪斯勒主教表示，這份名單以及教區的調查最終確定了 12 位殉道者的名單。

在波爾布特的統治下，赤柬這個激進的共產主義組織在 1978 年越南入侵前，透過處決或在強迫勞動營中屠殺的方式，殺害了當時不足 800 萬人口中的 200 萬人。

柬埔寨近十萬天主教徒中，大多是來自高棉族裔的越南人，他們幾乎有一半被赤柬滅絕。此外，估計還有 17 萬名基督徒被殺害。

薩拉斯主教和 11 位殉道者的封聖進程已獲得教宗方濟各的批准，教區階段的程序於 2015 年 5 月啟動。調查工作於 2026 年 3 月結束。

在接受《信仰通訊社》》訪問時，負責這 12 位殉道者封聖檔案的查特塞雷（Paul Chatserey）神父回憶說，收集他們的生平資料非常困難。

他表示：「在戰爭和赤柬統治的黑暗歲月裡，教堂及其所有文獻都被摧毀了。」

他指出，宗座代牧區從巴黎外方傳教會的檔案館獲得了「巨大的幫助和寶貴的支持」。

他說：「這項工作進展緩慢且困難重重，最終，經過多年的努力、研究和調查，我們成功收集到了足夠的資料，得以推進 12 位殉道者的封聖進程。」

教宗良十四世在他的首道通諭《偉大的人類》中表示，人工智能正在重塑戰爭，侵蝕倫理底線，並使衝突常態化。

在這份關於人工智能的新通諭中，教宗批評戰爭的常態化現象。數碼革命「改變了衝突的本質」，模糊了「保護與侵略之間的界限」，使戰爭變得更加危險。

他稱為正義而戰的理論「過時」，並指除了「最嚴格意義上的自衛」外，它「常常被用來為所有形式的戰爭作辯護」。而隨著人工智能不斷擴展武器系統的能力，他呼籲對人工智能在戰爭中的使用施加「最嚴格的倫理約束」，因為武器本身也在以致命的效率不斷發展。

最重要的是，教宗促請人們重新致力於聖保祿六世所提出， 建立一個「愛的文明」的願景。他表示，「戰爭從來都不是不可避免的」，並指所有人都可以為實現「以正義孕育的真正和平」作出貢獻，而這種和平則在希望的神學美德中得以滋養。

這份備受矚目的《偉大的人類》通諭於 5 月 15 日、教宗良十三世頒布《新事》通諭的 135 週年紀念日由教宗良十四世簽署，並於 5 月 25 日發布。

該文件引用教會社會訓導的智慧——闡明了在現代生活中構建公正社會和實踐聖德的途徑——作為在技術飛速發展、全球秩序分裂以及人類生命和尊嚴面對日益嚴峻威脅的現況下，塑造人工智能的框架。

在這份題為「論在人工智能時代守護人類」的社會通諭中，教宗將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置於當前全球地緣政治的格局中。

他指出，人工智能已成為如戰爭、軍備、資訊取得、市場以及社會和全球關係等發展的眾多重要因素之一。這些因素正在導致戰後國際秩序的瓦解和衝突的擴大。

本新聞內容由真理電台提供

原文鏈接網址：https://youtu.be/9dN8ag0B0FE

在 5 月 15 日的傍晚，夜幕降臨越南中部順化市的梅榮堂區，一群天主教徒在晚禱結束後，抬著聖母像走進了阮文蘭（Barnabas Nguyen Van Lan）的家中。

在這裡，鮮花、蠟燭和香燭瀰漫在狹小的客廳裡，鄰居、親戚和修女們聚集在此，向聖母瑪利亞祈禱，並頌唱聖歌，之後大家分享由主人準備的食物和啤酒。

七十五歲的阮文蘭說，在五月期間，這些晚間聚會不只是宗教儀式，更是近半個世紀以來人們共同生存、團結和信仰的見證。「這個傳統自 1978 年 5 月就傳承至今。」

在越南各地，聖母月將堂區生活變為一個充滿活力的祈禱、獻花和遊行的季節，這種活動被稱為「向聖母獻花」，是該國最珍視的天主教傳統之一。

全國各地的堂區都會組織花舞和敬禮活動，以表達對聖母「天后」的敬意。在教堂和家中，人們每晚都會聚集在一起，頌唱聖歌、祈禱並獻上鮮花。

聖母敬禮專家陶友壽（Joseph Dao Huu Tho）神父表示，獻花是越南教友最常見、最充滿活力的天主教敬禮方式之一。

這種敬禮方式由巴黎外方傳教會士於 17 世紀引進越南，當地教友逐漸將其發展成獨特的本土靈修傳統。到了 20 世紀，隨著宗教迫害浪潮的平息，其主要元素得以確立。

如今，教會領袖們將其形容為文化適應的成功典範——將天主教信仰與越南文化表達相融合。

陶友壽神父說：「這裡的獻花儀式並非只是簡單地複製西方的敬禮方式。」「它們是歷史和牧靈進程的成果，在這個過程中，教會的普世信仰透過越南的音樂、舞蹈和象徵作了富有創意的表達。」

這些儀式既維繫了信仰，也維繫了團體的認同感。來自不同堂區的 700 多名身著色彩繽紛奧黛（越南傳統服飾）的婦女 5 月 10 日齊聚北寧教區的通里堂區，一同參加了盛大的聖母獻花儀式。

在華安堂區，長者、青年和兒童一起參與了被堂區教友稱為「生活花園」的儀式，這個花園並非由世俗的花朵構成，而是由「人們心靈的花朵」組成。

青年團體、婦女協會、銅管樂隊和鼓隊會花數週時間排練整齊劃一的舞蹈。

海防市潘林堂區的裴光桑（Bui Quang Sang）神父說：「這些團隊不止一起表演，還互相學習，加強了堂區之間的共融。 」「這些聚會豐富了民眾的虔誠信仰，也促進了團體之間的團結和友誼。」

阮文蘭回憶起當這個傳統在他所在的堂區紮根時，越南的景象與現在截然不同。越戰結束後，他和其他數十個天主教家庭一樣，在失去工作後從城市返回了家鄉。他們開墾稻田，重建家園，同時修復了一座在戰爭轟炸中受損的教堂。

當時，堂區沒有常駐神父。因此，教友們在五月自行組織敬禮聖母活動，在月初和月末會聚集在教堂參加活動，其餘時間則輪流在各家各戶進行誦念玫瑰經晚禱。

這個習俗很快就便成為了堂區的精神和社交結構的一部分。 阮文蘭說，那時「我們很窮，但我們很樂於分享我們所擁有的。」「一家準備茶點，另一家帶來了鮮花，還有一家主持祈禱。」

對聖母瑪利亞的敬禮與這個國家對母性以及家庭關係的尊崇緊密相連。

教宗良十四世（Pope Leo XIV）發表其任內首份重要教導文件，警告人工智能（AI，人工智慧）需要被「繳械」（disarmed）。

教宗表示：「我知道這個詞語很強烈，但我刻意選用，因為當下需要能引起關注的字眼。」

通諭（encyclical）在技術上是致羅馬天主教主教的書信，但過去數十年來，這類文件已成為教宗向全世界傳達訊息的方式。

這封信雖主要聚焦人工智能，但良十四世同時亦就教會在奴隸制度中的角色，發表了梵蒂岡數一數二強烈且全面的道歉。

他寫道，「當思及如此眾多的人所承受的巨大痛苦與羞辱，令人無法不感到深切悲痛」，並補充稱，他「代表教會誠摯地請求寬恕」。

教宗良十四世在談及人工智能時提到奴隸貿易，指世界正面臨再次將對人的剝削常態化的風險——無論是在其生產過程還是應用方面。

文件中一些最強烈的比喻與奴隸制相關，警告傳統奴隸制的歷史悲劇，與正在浮現的「新型數碼奴役」威脅之間存在相似之處。

他指出，剝削有被重新常態化的風險，而人類正站在一個相似的道德十字路口。

教宗良十四世罕見地選擇在梵蒂岡親自發表這份題為《偉大的人類》（Magnifica Humanitas）的通諭，並與人工智能專家一同亮相，包括美國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聯合創辦人克里斯托弗·奧拉（Christopher Olah）。

在通諭發布後的發言中，奧拉表示，包括他所屬實驗室在內的每家人工智能機構，都在「一套激勵與限制之中運作，而這些因素有時可能與做正確的事產生衝突」。

他補充說，若認為人工智能問題最適合由像他這樣的電腦科學家處理，將是一種錯誤。「人工智能提出的問題，無論在影響層面還是本質上，都超越了人工智能研究社群本身。」

教宗的通諭向掌權者發出一個鮮明而直接的訊息，提醒他們有責任遏止其所帶來的「威脅」，同時亦指出人工智能的多重潛在陷阱。

例如，教宗譴責將人工智能用於戰爭，稱減少人類對武器的控制，將令戰爭更難被視為「正義」，並警告不要展開人工智能軍備競賽。

教宗寫道：「沒有任何演算法可以讓戰爭在道德上變得可接受。」

他表示，人工智能不僅無法消除戰爭「內在的不人道」本質，還可能因為「降低訴諸暴力的門檻，把防禦轉變為威脅預測，從而將受害者化為數字」，加速衝突，並使其更為非人性化。

教宗良十四世亦批評人工智能對政治的影響，例如其被用來操控圖像與影片。他指出這讓人們暴露於帶有偏見或誤導的觀點之中。

過去，教宗曾將當今在人工智能發展面前保護人類的需求，比擬為工業革命期間保障人類尊嚴所必需的措施。

他指出，若未能及時應對人工智能風險，可能重演「社會與教會在譴責奴隸制這一禍害上所出現的延誤」。他甚至提及「數碼殖民主義」的風險，將殖民時代的虐待行為與現代科技實踐相聯繫。

在文件的一個段落中，教宗直接向人工智能開發者發出「特別呼籲」。

他表示：「開發者肩負着特別的倫理與精神責任，因為每一項設計選擇都反映了一種對人性的理解。」

然而，這能帶來何種影響？

教宗良十四世已成立一個委員會推動相關工作，但面對科技迅速發展，這些努力能否奏效，仍存在重大疑問。

2015年，已故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曾發表《願祢受讚頌》（Laudato Si’）通諭，聚焦應對氣候危機的迫切需要。但在2023年他再度發聲時，卻對行動不足表達失望。

儘管教宗良十四世對約束人工智能的必要性展現出強烈熱忱，他未來數年內可能也需發出類似的警告。

在 5 月 15 日的傍晚，夜幕降臨越南中部順化市的梅榮堂區，一群天主教徒在晚禱結束後，抬著聖母像走進了阮文蘭（Barnabas Nguyen Van Lan）的家中。

在這裡，鮮花、蠟燭和香燭瀰漫在狹小的客廳裡，鄰居、親戚和修女們聚集在此，向聖母瑪利亞祈禱，並頌唱聖歌，之後大家分享由主人準備的食物和啤酒。

七十五歲的阮文蘭說，在五月期間，這些晚間聚會不只是宗教儀式，更是近半個世紀以來人們共同生存、團結和信仰的見證。「這個傳統自 1978 年 5 月就傳承至今。」

在越南各地，聖母月將堂區生活變為一個充滿活力的祈禱、獻花和遊行的季節，這種活動被稱為「向聖母獻花」，是該國最珍視的天主教傳統之一。

全國各地的堂區都會組織花舞和敬禮活動，以表達對聖母「天后」的敬意。在教堂和家中，人們每晚都會聚集在一起，頌唱聖歌、祈禱並獻上鮮花。

聖母敬禮專家陶友壽（Joseph Dao Huu Tho）神父表示，獻花是越南教友最常見、最充滿活力的天主教敬禮方式之一。

這種敬禮方式由巴黎外方傳教會士於 17 世紀引進越南，當地教友逐漸將其發展成獨特的本土靈修傳統。到了 20 世紀，隨著宗教迫害浪潮的平息，其主要元素得以確立。

如今，教會領袖們將其形容為文化適應的成功典範——將天主教信仰與越南文化表達相融合。

陶友壽神父說：「這裡的獻花儀式並非只是簡單地複製西方的敬禮方式。」「它們是歷史和牧靈進程的成果，在這個過程中，教會的普世信仰透過越南的音樂、舞蹈和象徵作了富有創意的表達。」

這些儀式既維繫了信仰，也維繫了團體的認同感。來自不同堂區的 700 多名身著色彩繽紛奧黛（越南傳統服飾）的婦女 5 月 10 日齊聚北寧教區的通里堂區，一同參加了盛大的聖母獻花儀式。

在華安堂區，長者、青年和兒童一起參與了被堂區教友稱為「生活花園」的儀式，這個花園並非由世俗的花朵構成，而是由「人們心靈的花朵」組成。

青年團體、婦女協會、銅管樂隊和鼓隊會花數週時間排練整齊劃一的舞蹈。

海防市潘林堂區的裴光桑（Bui Quang Sang）神父說：「這些團隊不止一起表演，還互相學習，加強了堂區之間的共融。 」「這些聚會豐富了民眾的虔誠信仰，也促進了團體之間的團結和友誼。」

阮文蘭回憶起當這個傳統在他所在的堂區紮根時，越南的景象與現在截然不同。越戰結束後，他和其他數十個天主教家庭一樣，在失去工作後從城市返回了家鄉。他們開墾稻田，重建家園，同時修復了一座在戰爭轟炸中受損的教堂。

當時，堂區沒有常駐神父。因此，教友們在五月自行組織敬禮聖母活動，在月初和月末會聚集在教堂參加活動，其餘時間則輪流在各家各戶進行誦念玫瑰經晚禱。

這個習俗很快就便成為了堂區的精神和社交結構的一部分。 阮文蘭說，那時「我們很窮，但我們很樂於分享我們所擁有的。」「一家準備茶點，另一家帶來了鮮花，還有一家主持祈禱。」

對聖母瑪利亞的敬禮與這個國家對母性以及家庭關係的尊崇緊密相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