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甸五名主教因內戰被迫撤離教區

國際特赦組織於 2022 年 7 月 20 日發布的資料照片顯示,一座基督教教堂在緬甸軍方埋設地雷並焚毀後被摧毀。 (圖片:法新社)

最近在梵蒂岡與教宗良十四世會面的一位緬甸主教表示,該國日益嚴峻的人道危機已令包括五個教區的主教被迫離開自己的牧區。

貝貢教區赫圖(Felice Ba Htoo)主教於 6 月 5 日向梵蒂岡的《信仰通訊社》說,自 2021 年內戰爆發以來,緬甸 17 個教區中有五位主教已被迫撤離教區。

貝貢、壘固、班莫、敏達特和臘戌教區的主教們已離開各自的主教座堂,遷往遠離軍隊與反政府武裝衝突、位於更安全地區的教區居住。

赫圖主教說:「我們主教們也未能倖免於這一現實。我們許多堂區都因遭到破壞、襲擊或信徒流失而被迫關閉。」

這位主教是在梵蒂岡主教述職期間接受訪問。天主教教區主教每五年都會前往羅馬進行一次例行的述職活動,包括在聖伯多祿和聖保祿墓前的祈禱。

在述職期間,主教們也會與教宗和梵蒂岡各部會會面,報告各自教區的牧靈及行政狀況。

據《信仰通訊社》報道,教宗良十四世與主教們會面,並討論了國家的局勢。

2021 年由軍方首領敏昂萊領導的政變使這個擁有約 5,500 萬人口的國家陷入混亂、暴力和內戰。

據人權組織統計,已有超過 7,700 名平民和民主活動人士喪生,超過 3 萬人被逮捕,近 2.28 萬人被監禁。

軍政府統治也引發了嚴重的經濟衰退和緬元大幅貶值,這主要是由於國際社會對軍政府實施制裁的影響。

軍方與民族武裝聯盟以及新成立的人民防衛軍之間的持續衝突加劇了曠日持久的人道危機,數百萬民眾流離失所,生活在全國各地設施簡陋的難民營中。

位於撣邦南部的貝貢是這場持續內戰東南戰線的一部分。

由於該地區位於重要的交通要道上,軍政府和當地人民防衛軍在此交戰,使該地區因其戰略重要性而備受爭奪。

衝突已導致數千人流離失所。包括神職人員、教友和傳道員正隨同這些民眾前往各地,以維持團體的正常運作。

赫圖主教表示,教區的主教、神職人員和修會成員正努力前往叢林、難民營以及受暴力影響較小的村莊與流離失所者會面。

他指出:「我們盡力與他們見面,安慰他們,並帶給他們希望。」

他強調:「人們因這場持續五年的衝突而疲憊不堪,身心受到創傷。在這樣的磨難和困苦中,我們正在實踐著希望的朝聖之旅。」

他也表示,面對嚴峻的人道危機,教區已接收了來自不同信仰的四萬名尋求庇護的新近流離失所者。這些人大多來自教區西部地區。

他說,短缺水源已成為導致人們流離失所的關鍵因素,並指水源在當地十分匱乏。

據《信仰通訊社》引述赫圖主教的話表示,曠日持久的戰爭也影響了土地資源的可用性,這些資源在衝突初期曾與其他地區共享。「現在,居民必須自力更生,不再有資源可以分享,人道狀況進一步惡化。」

他指出,由於持續不斷的衝突,教區不得不關閉其 16 個堂區中的 7 個。約有 6 萬名教友也已被迫遷往該國的農村地區。

印尼悼念曾與囚犯和窮人同行的耶穌會士

出生於德國的耶穌會士基澤神父在印尼教會國服務六十餘年。 (圖片:印尼耶穌會)

印尼教會和民眾悼念一直與囚犯和窮人同行的耶穌會士基澤(Bernhard Kieser)神父。這位在該國服務超過六十年的傳教士於 6 月 6 日逝世,享年 87 歲。

1938 年 9 月 28 日在德國布魯赫薩爾出生的基澤神父於 1963 他曾在聖那塔達瑪大學神學院擔任倫理神學講師,並在耶穌會聖依納爵學院擔任圖書館員,在那裡他建立了全國領先的學術參考中心,為學生和研究人員服務。

與他共同生活和工作的人都記得這位性格鮮明的人物:他既具有德國人的嚴謹紀律,又充滿爪哇人特有的溫暖與熱情。

他在科爾薩尼的長期室友辛杜納塔(Gabriel Possenti Sindhunata)神父說:「基澤神父雖然工作上像德國人一樣嚴謹,但他的內心卻超越爪哇人。他非常溫柔,總是忍不住幫助別人。」

三寶壟總教區的普爾諾莫(Ari Purnomo)神父回憶說,基澤神父是一位讓神學變有生氣起來的老師。「他不只是給出答案,他還引導人們去發現自身生命的意義。」

在課堂之外,基澤神父也以關懷窮人和弱勢群體而聞名。他率先在日惹創立了平吉特社會安置點,並定期帶領修生到該市的弱勢群體中生活學習。

他也探訪日惹維羅古南監獄的囚犯,這項事工讓他接觸了東南亞最具影響力的法律案件之一。

2010 年,菲律賓女子維洛索(Mary Jane Veloso)在日惹機場被捕,當時她的行李藏有 2.6 公斤海洛因。儘管她始終堅稱自己被招募者欺騙,對毒品毫不知情,但最終還是被判死刑。

基澤神父定期探望獄中的維洛索,並陪伴她踏上了一段信仰之旅。

維洛索後來用自己的話語描述了這段經歷:「以前,我不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但身陷牢籠的生活改變了我的人生,使我變得更加接近天主。」

2015 年,基澤神父在斯萊曼地方法院為維洛索作證。同年 4 月,印尼準備將維洛索與其他八名毒販一同槍決。當時​​只有這位神父是唯一獲准陪同她前往行刑地點附近的人。而這場處決最終在最後一刻亦被叫停。

2024 年 12 月,維洛索在被遣返回菲律賓之前,從日惹被轉移到雅加達。她給這位多年來一直陪伴在她身邊的司鐸發了一封私人信件。她對記者說:「請好好保重身體。」

基瑟神父於 6 月 8 日被安葬在吉里松塔的聖瑪麗達瑪公墓。這裡正是 60 多年前他作為一位年輕傳教士首次抵達印尼的地方。

逾百萬人參加教宗在西班牙的聖體聖血節彌撒

教宗良十四世 6 月 7 日在西班牙馬德里西貝萊斯廣場主持彌撒。 (圖片:法新社)

超過一百二十萬人於 6 月 7 日在西班牙馬德里參加教宗良十四世主持的聖體聖血節彌撒,以及由他帶領、穿過首都市中心的聖體遊行,慶祝基督聖體聖血節。

教宗於 6 月 6 日在西班牙展開為期一週的國是與牧靈訪問,是 15 年來再度有教宗到訪西班牙。此行他將造訪馬德里、巴塞隆納及加那利群島,重點聚焦於政治去兩極化、移民尊嚴及天主教會現代化等議題。

訪問行程計劃中,他還將為巴塞隆拿聖家堂新近封頂的「耶穌基督塔」主持落成祝福禮。

教宗在彌撒講道中說:「我們聚集在聖體前,這聖體是基督臨在於我們中間的恩賜。祂願意將自己的生命奉獻給我們,使我們與天父共融,成為祂的子女。如今,祂如同從天而降的活糧,滋養我們,以比死亡更強大的愛與我們同在。」

他表示:「正如基督在聖體聖事中將自己作為食物賜給我們一樣,這次聖體遊行也表明,祂的臨在並不局限於教堂之內,而是主動走出教堂,與我們相遇。」「耶穌走遍街頭巷尾,穿梭於廣場,造訪我們的社區,與我們同在於日常生活之中。」

教宗在馬德里地標新古典噴泉廣場——西貝萊斯廣場主持彌撒。廣場是該市幾條主要大道的交匯處。彌撒後,教宗帶領蜿蜒近一英里半的聖體遊行隊伍,穿過鋪滿精美花毯的街道。這些花毯由當地工匠用了超過三萬朵康乃馨精心製作而成。

剛領受初領聖體的孩子們在隊伍前方撒下花瓣,修女們手持蠟燭,陪伴著神父和主教組成的長長隊伍前列。教宗在一個金色華蓋下手捧盛放聖體的聖體皓光。當聖體經過時,人群跪下並拋灑鮮花。

在講道中,教宗指出聖體聖事恩寵改變人生命的力量。

他説:「這不只是為了展示聖體,更是為了讓我們自己走出自私和冷漠,擺脫安逸私密的信仰,從而回應祂照叫我們皈依的邀請,改變我們的視角,迎接祂能夠改變我們的臨在。」他並鼓勵西班牙人勇敢地在公共場合表達他們的信仰。

對西班牙人來說,基督聖體聖血節仍然是全國最熱愛的公開信仰表達方式之一,也是西班牙文化中民間虔誠根深蒂固的例子。

教宗指出:「這不是一場展覽。」「這是在復活的主面前的信仰宣認,這位天主依然活著,繼續行走在我們中間,祂化作麵餅來滿足我們對生命的渴望,祂探訪我們內心深處和歷史的各個角落,即使是那些被黑暗籠罩的地方。」

他説:「願在聖體聖事中臨在的主耶穌,將你們化作被擘開、被給予、被奉獻的餅,使你們、你們的家庭和你們的國家都能擁有豐盛的生命。」

天主教領袖稱亞洲基督徒不能分裂

亞洲主教團協會合一及宗教間事務辦公室主席馬查多總主教在泰國清邁舉行的亞洲基督徒合一國際諮詢會議上發表主題演講。 (圖片:亞洲基督教議會)

亞洲主教團協會一位領袖在一個洲際基督徒合一會議上對不同基督教派的代表表示,共議同行和基督徒合一是教會生活和傳教使命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亞洲主教團協會合一及宗教間事務辦公室主席馬查多(Felix Anthony Machado)總主教指出,亞洲各地的基督徒需要進一步深化交談、聆聽、和解和共同見證的承諾,以攜手邁向所有基督徒可見的合一。

這位印度瓦賽總教區的榮休總主教在泰國清邁舉行的基督徒合一會議上發出了這項呼籲。

該個名為「亞洲基督徒合一:新興教會與合一景況」的國際諮詢會議於 5 月 31 至 6 月 3 日在帕亞普大學舉行。該會議由泛亞洲基督徒合一組織亞洲基督教議會主辦。

馬查多總主教在第二場主題演講會上發表了題為「共議同行與基督徒合一:在亞洲有效見證的教會團結」的演講,強調共議同行與基督徒合一是「基督徒共同旅程」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他回顧了天主教會的共議同行世界主教代表會議及其在 2024 年發布的最終文件。

他說:「共議同行的道路應當,也必須是合一的,正如合一的道路本身就是共議同行的道路一樣。」

他表示,來自不同基督徒傳統的代表參加世界主教代表會議是教會間日益加強合作、相互學習和共同見證的明顯標記。

他指出,主教會議的最終文件肯定了洗禮是共議同行與基督徒合一的共同基礎。

他說:「由於所有基督徒都擁有相同的洗禮身份,共議性的道路自然會引導教會走向更大的基督徒合一。」

他強調,共議同行本身並非目的,而是為了服務教會宣揚福音的使命。真正的共議同行需要虔誠的辨別、彼此聆聽、謙卑以及對聖神引導的開放態度。

在談到共議同行與基督徒合一之間的關係時,馬查多總主教將它們形容為植根於洗禮恩寵的相互促進的旅程。

他指出,基督徒的合一透過禱告、交談、友誼、侍奉和共同見證得到加強,使教會能夠克服過去的分裂,為了傳播福音的緣故攜手合作。

在亞洲,共議同行與基督徒合一非常重要,因為教會的合一對於建立可信的基督徒見證至關重要。

他強調:「面對亞洲地區宗教和文化的多樣性,以及迫切需要加強基督徒之間的友愛紐帶,我們亞洲基督徒絕不能分裂。」

他鼓勵亞洲基督徒繼續以侍奉的生活、促進人的尊嚴、與鄰人和睦共處、忠實地宣揚基督來見證福音。

他承認各教會之間仍然存在神學分歧,但對亞洲數十年來開展的基督徒合一對話與合作所取得的進展表示感謝。

【視頻講道】基督聖體聖血節(甲年)2026.06.07

瑪利諾會甘偉霖神父主持的主日聖經講道:因此,餅酒變成基督的聖體、聖血,是教會為窮人服務的一部分。感恩祭首先就是與基督的共融,但它也是在基督內與信徒團體及與團體所服務對象的共融。

傳教學家稱澳門在亞洲傳教中扮演非常重要角色

研究亞洲傳教史的波蘭籍聖言會士米奧特克神父。 (圖片:Jornal O-Clarim)

一位研究亞洲傳教史的波蘭籍傳教士表示,曾是葡萄牙殖民地的澳門過去數百年來在東亞傳教工作上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是培育傳教士和文化交流的中心。

據澳門教區葡文週報《號角報》報道,近四個世紀以來,澳門一直是傳播天主教信仰到中國、日本、韓國和東南亞的平台和培育中心。

米奧特克(Andrzej Miotk)神父在澳門教區講授了一個關於亞洲傳教史的密集課程。他其後在訪談中探討了亞洲傳教的多個面向。今年是澳門教區成立 450 週年。

這位擁有德國波昂聖奧斯定大學傳學教博士學位的聖言會士表示:「澳門的角色及其與其他亞洲傳教區的關係是獨特而非凡的。」「在亞洲的福音傳播中,澳門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他指出,澳門是通往中國的門戶,所有傳教士,包括耶穌會士,都渴望前往中國;而澳門與中國和日本都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因此澳門也是通往日本的門戶。

他說,澳門與日本有著深厚的淵源,一些逃避迫害的日本天主教徒曾在澳門避難。

他表示:「澳門始終是一個重地,一個有利於天主教傳教事業發展的平台。當時,它是最大的傳教士教育、培訓和準備的中心。」

他指出:「對於傳教士來說,這裡無疑是最佳的地點,如果沒有澳門,後來發生的一切發展將無法實現。」

過去數個世紀以來,約有 700 名傳教士曾在澳門接受培育,其中大部分是耶穌會士,包括來自 16 個不同國家的 400 名非葡萄牙籍傳教士。

米奧特克神父說:「這裡不僅是培育的地方,也是一個交流中心。」

他表示,聚集在澳門的傳教士們「創造了一種交流的氛圍,使耶穌會士得以將本地化方法完善,並在此規劃了前往日本和中國的傳教活動」。

他指出,來自不同國家的修生和學生也在學習語言、了解多元文化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而這些正是傳教工作的重要要素。

澳門於 1557 至 1999 年曾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如今,它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

澳門教區於 1576 年成立,是遠東地區第一個天主教教區。數百年來在其原轄區內已建立了超過 100 個教區。

澳門人口約 72.3 萬,其中包括分布在九個堂區的約三萬名天主教徒。

印尼主教對民主倒退及不平等加劇表擔憂

巴布亞民眾 2024 年在雅加達梵蒂岡外交使團外舉行抗議活動,反對印尼政府在巴布亞省的軍事行動。印尼警方在現場警戒。 (圖片:法新社)

印尼天主教主教警告,自獨裁者蘇哈托 (Prabowo Subianto)下台近 30 年來,印尼正步入民主倒退、不平等加劇和社會裂痕日益加深的時期。

印尼主教團在 5 月 22 日的聲明中表示,在全球不確定性、國內政治緊張局勢和日漸惡化的生態危機的情況下,印尼正面對著「巨大的挑戰」。

印尼於 5 月 21 日紀念了蘇哈托下台 28 週年。蘇哈托曾以鐵腕統治印尼 32 年,隨後於 1998 年 5 月 21 日因一場暴力的公眾起義而辭職。

主教們促請印尼人民「團結起來,懷著希望」,透過正義、團結和道德的治理重建公眾信任。

金融專家警告稱,該國經濟正面對十年來最嚴重的危機。

經濟增長放緩、資本外流加劇以及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被認為是嚴重打擊印尼家庭福利和金融穩定的主要因素。

主教們表示:「這些壓力顯示經濟增長並未惠及基層民眾。」

經濟危機亦加劇了心理健康危機,尤其是在年輕人當中更為明顯。

衛生部於 2023 年的一項調查發現,四分之一的青少年出現憂鬱或焦慮症狀,而全國每 40 萬人中只有一名精神科醫生。

主教們稱這些趨勢是「持續存在的社會創傷」,需要國家緊急關注。

他們也對巴布亞地區表示擔憂,該地是基督教徒人口佔多數的地區,飽受數十年衝突蹂躪。

國際特赦組織記錄了自 2018 年以來超過 100 宗法外處決事件,而人權組織估計,在此期間,超過 7.6 萬名巴布亞人因衝突而流離失所。

主教們表示:「安全策略既不是快速的解決辦法,也不是正確的途徑。」

他們以巴布亞的糧食種植園計劃和弗洛勒斯島的地熱開發為例,指這些自上而下的舉措缺乏透明的協商。

他們指出,糧食和能源安全固然重要,但卻被貪污腐敗和經濟利益所掩蓋,這「損害了社會的正義」。

自 2021 年以來,印尼已損失超過 100 萬公頃的森林,官方數據顯示,光是 2024 年,印尼就經歷超過 3,000 宗生態災害。

主教們表示,這些數據引發了人們對這種將弱勢群體邊緣化發展模式的質疑。

他們還警告說,隨著民主指標持續下滑,「專制法治」正在抬頭。

人權組織指總統蘇比安托(Prabowo Subianto)的政權正在恢復軍方對民事事務的影響力。

柬埔寨提交十二位殉道者的封聖調查文件

柬埔寨主教們宗座封聖部長塞梅拉羅樞機會面,遞交了教區對柬埔寨殉道者封聖進程的調查文件。 (圖片:信仰通訊社)

柬埔寨的天主教主教已向梵蒂岡提交了教區對 12 位因信仰而遭殺害的天主教徒進行宣福和封聖進程的教區階段調查文件。

據梵蒂岡《信仰通訊社》5 月 28 日報道,金邊宗座代牧施密特豪斯勒(Olivier Schmitthaeusler)主教將一份近 2,500 頁的密封文件遞交給宗座封聖部長塞梅拉羅(Marcello Semeraro)樞機。

這份文件包含教區層面的調查報告、證詞以及其他證據,記錄了首任高棉主教薩拉斯(Joseph Chhmar Salas)及其 11 位同伴在 1970 至 1977 年間的生平事蹟和英勇德行。

施密特豪斯勒主教向《信仰通訊社》表示:「這些文件不僅記錄了他們的生平和犧牲,更是教會和世界一份珍貴的精神遺產。」

薩拉斯主教及其同伴,包括神父、修女和平信徒在 1975 至 1979 年赤柬政權統治時期選擇留在柬埔寨。

施密特豪斯勒主教指出:「拉穆斯(Yves Ramousse)主教非常了解並深愛著這些未來的聖者,他在最初名單的編制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這些文件是在柬埔寨主教每五年一次前往梵蒂岡覲見期間遞交的。

法國傳教士拉穆斯主教曾於 1962 至 1976 年擔任金邊宗座代牧。在赤柬入侵金邊前,他力薦薩拉斯擔任宗座代牧。

據報道,拉穆斯主教編制了這份選擇留在柬埔寨的 35 名神父、修女和平信徒的名單。施密特豪斯勒主教表示,這份名單以及教區的調查最終確定了 12 位殉道者的名單。

在波爾布特的統治下,赤柬這個激進的共產主義組織在 1978 年越南入侵前,透過處決或在強迫勞動營中屠殺的方式,殺害了當時不足 800 萬人口中的 200 萬人。

柬埔寨近十萬天主教徒中,大多是來自高棉族裔的越南人,他們幾乎有一半被赤柬滅絕。此外,估計還有 17 萬名基督徒被殺害。

薩拉斯主教和 11 位殉道者的封聖進程已獲得教宗方濟各的批准,教區階段的程序於 2015 年 5 月啟動。調查工作於 2026 年 3 月結束。

在接受《信仰通訊社》》訪問時,負責這 12 位殉道者封聖檔案的查特塞雷(Paul Chatserey)神父回憶說,收集他們的生平資料非常困難。

他表示:「在戰爭和赤柬統治的黑暗歲月裡,教堂及其所有文獻都被摧毀了。」

他指出,宗座代牧區從巴黎外方傳教會的檔案館獲得了「巨大的幫助和寶貴的支持」。

他說:「這項工作進展緩慢且困難重重,最終,經過多年的努力、研究和調查,我們成功收集到了足夠的資料,得以推進 12 位殉道者的封聖進程。」

教宗首道通諭稱人工智能驅動的權力文化需倫理約束

教宗良十四世 5 月 25 日在梵蒂岡頒布了《人類的偉大》通諭。 (圖片:法新社)

教宗良十四世在他的首道通諭《偉大的人類》中表示,人工智能正在重塑戰爭,侵蝕倫理底線,並使衝突常態化。

在這份關於人工智能的新通諭中,教宗批評戰爭的常態化現象。數碼革命「改變了衝突的本質」,模糊了「保護與侵略之間的界限」,使戰爭變得更加危險。

他稱為正義而戰的理論「過時」,並指除了「最嚴格意義上的自衛」外,它「常常被用來為所有形式的戰爭作辯護」。而隨著人工智能不斷擴展武器系統的能力,他呼籲對人工智能在戰爭中的使用施加「最嚴格的倫理約束」,因為武器本身也在以致命的效率不斷發展。

最重要的是,教宗促請人們重新致力於聖保祿六世所提出, 建立一個「愛的文明」的願景。他表示,「戰爭從來都不是不可避免的」,並指所有人都可以為實現「以正義孕育的真正和平」作出貢獻,而這種和平則在希望的神學美德中得以滋養。

這份備受矚目的《偉大的人類》通諭於 5 月 15 日、教宗良十三世頒布《新事》通諭的 135 週年紀念日由教宗良十四世簽署,並於 5 月 25 日發布。

該文件引用教會社會訓導的智慧——闡明了在現代生活中構建公正社會和實踐聖德的途徑——作為在技術飛速發展、全球秩序分裂以及人類生命和尊嚴面對日益嚴峻威脅的現況下,塑造人工智能的框架。

在這份題為「論在人工智能時代守護人類」的社會通諭中,教宗將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置於當前全球地緣政治的格局中。

他指出,人工智能已成為如戰爭、軍備、資訊取得、市場以及社會和全球關係等發展的眾多重要因素之一。這些因素正在導致戰後國際秩序的瓦解和衝突的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