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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東北部基督教徒佔多數的那加蘭邦民眾拒絕在 6 月 21 日的禮拜天慶祝國際瑜伽日，稱該活動與他們的宗教信仰和道德價值觀不符。

該邦政府因教會團體、學生組織、部落團體和政黨的強烈反對，其後將官方活動延後一天。這些團體表示，星期日是基督徒的主日，是祈禱和休息的日子。

學校教育部門亦有發布修訂後的通告，將瑜珈日改為 6 月 22 日舉行。

該部門原先的通告要求公立和私立學校確保學生和教職員參與活動，並於 6 月 21 日提交活動報告及附有 GPS 定位的照片。

那加學生聯會表示，要求以基督徒為主的群體、學校和機構在週日，基督徒的禮拜天慶祝瑜伽日是不恰當的。

那加蘭邦中央部落委員會也對此表示反對，認為教育機構不應被迫參與那些被視為具宗教或文化內涵、但與該邦多數群體信仰相衝突的活動。

反對黨那加蘭國大黨和其他一些組織也要求政府撤回原通告。

教會團體亦表達了類似的擔憂。那加蘭邦浸信會牧師聯盟堅持認為，瑜珈根植於與基督宗教信仰不相容的宗教和哲學傳統，並促請各教會和教育機構不要參與慶祝活動。

然而，那加蘭聯合基督徒論壇聯合秘書、天主教會里諾（George Rino）神父表示，瑜伽不應與任何宗教掛鉤。

他於 6 月 22 日向天亞社説：「人們不應該將瑜珈與任何宗教混為一談。如果他們覺得瑜珈對健康有益，可以根據自身情況自由練習，但不應該強制所有人練習。」

科希馬教區秘書長查拉萊爾（Jacob Charalel）神父亦澄清說，教會並不反對瑜伽日的慶祝活動。

他指出：「但由於瑜伽日恰逢週日，全邦基督徒請求將慶祝活動改在週一舉行，以便人們能夠參與自己的宗教活動。」

2015 年，在印度提出動議並獲得多個國家支持後，聯合國大會宣布 6 月 21 日為國際瑜珈日。

自 2014 年上台以來，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領導的親印度教印度人民黨一直積極推廣瑜伽，將其視為古老的印度傳統和文化遺產。

然而，批評者指出，官方對瑜珈的推廣往往與推動印度教文化認同的努力交織在一起，這令一些宗教少數群體感到不安。

在人口約 220 萬的納加蘭邦，基督徒佔近 87%，使其成為印度基督徒人口比例最高的邦分之一。

喬納森（Jude Jonathan）八歲時就開始在新加坡維多利亞街的歐亞裔聖若瑟教堂擔任彌撒輔祭員，至今已近六十年。

這位 66 歲的葡萄牙裔教友回憶說，由於葡萄牙風格的傳統禮儀和教堂的奉獻精神，激勵他成為一名輔祭員，而今年更是教堂的建堂二百週年。

他尤其喜歡堂區九十多年一直保持的每月第十三日舉行的盛大玫瑰經遊行。

另一個源自葡萄牙、至今仍在教會傳承的宗教傳統是耶穌受難日的耶穌受難重演。

聖若瑟堂的歷史可以追溯到 1825 年葡萄牙傳教團在新加坡的成立，當時方濟各（Francisco da Silva Pinto e Maria）神父從澳門來到新加坡，為這個小城邦的歐亞裔家庭服務。

據教會官方數據，從 1853 到 1981 年，聖若瑟堂是新加坡唯一受前葡萄牙殖民地澳門教區管轄的教堂，直到其劃歸予新加坡總教區。

多年來，聖若瑟堂逐漸發展成為新加坡教會團體的一部分。

團體成員從 1853 年僅有的 12 人發展到如今的數百名天主教徒，其中包括約 300 名西班牙語團體成員。

目前的教堂建築於 1912 年竣工。教堂於 2017 年進行了大規模修復工程，並於 2022 年 6 月 30 日重新開放。

直到 1999 年，教堂不再是一個葡萄牙堂區教堂，現在已不分種族為所有天主教徒服務。

它亦不再是一個正式堂區，而是附近皇后街聖伯多祿聖保祿堂區的一部分。

2005 年，新加坡政府將聖若瑟堂列為國家歷史建築文化遺產。

今年 6 月下旬，在教堂慶祝 200 週年之際，喬納森再次擔任堂區的輔祭員。

就像 58 年前一樣，他在週年彌撒前，在聖器室裡為神父們準備了華麗的祭衣。

他說：「我會盡我所能服務。」「教會就像一個家庭。」

堂區 200 週年慶典於 7 月結束，活動包括晚宴以及關於教堂歷史和建築的講座。

和喬納森一樣，許多歐亞裔天主教徒仍然將這座歷史悠久的教堂視為自己的家。

即使是那些在附近堂區參加主日彌撒的人，也會「回到」這座教堂參加重大節日和慶祝活動，包括標誌性的耶穌受難日遊行。禮儀開始時，輔祭員會從十字架上取下一尊真人大小的耶穌像，然後把它放在棺木裡。

歐亞裔人是 16 至 20 世紀期間來到亞洲的歐洲人後裔。葡萄牙人是最早抵達亞洲的族裔。

1825 年，方濟各神父來到新加坡後，開始在一所房子裡為歐亞裔人團體舉行彌撒。 1833 年，他們搬到聖若瑟書院（現為新加坡藝術博物館）舊址上的一座小教堂，並且於 1853 年在現址上建了一座教堂。

由於殖民時期法國和葡萄牙傳教士之間對管轄權的爭議，聖若瑟堂在一個多世紀裡一直處於新加坡總教區管轄之外。

據澳門和新加坡主教之間的協議，聖若瑟堂於 1981 年被納入當地管轄範圍。

堂區每主日都會舉行傳統的拉丁彌撒，此外還會舉辦慕道課程和每月的默想，這些課程自新冠疫情以來一直由負責教堂管理的主業會神父主持。

每隔兩週，堂區會為約 300 名西班牙語團體成員舉行彌撒和學習。

卅九歲的羅德里格斯（Maria Elizabeth Rodriguez）說：「聖若瑟堂是一個讓我們有家的感覺的地方。」她是一位來自西班牙語團體的傳道員，目前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擔任研究員。

這位哥倫比亞人說：「堂區的葡萄牙傳統與我們祖國的天主教生活有共鳴，它幫助我們更好地與我們的信仰聯繫起來。」

每年當教會進入莊嚴的聖週（葡萄牙語稱為 Semana Santa）時，馬來西亞歷史名城馬六甲就會展現出一種古雅而獨特的景象。

在聖伯多祿教堂外的鵝卵石街道上，可以看到不單這個前葡萄牙殖民地天主教徒後代秉持著這神聖的傳統，連非基督徒的印度教仄迪人家庭和峇峇娘惹教友團體也在默默地展示著對這些傳統的尊重。

仄迪人是指 15 至 16 世紀來自南印度泰米爾地區的商人與馬來半島女子所生下的族群。峇峇娘惹土生華人則是指中國明朝貴族，商人移民和東南亞原住民通婚的混血後裔。

這些共同的禮儀體現了一種超越信仰、文化和時間的奉獻精神。

幾個世代以來，這些根植於混合信仰和多元文化遺產的團體參加聖週禮儀並非出於義務，而是出於一種根深蒂固的、承傳下來的尊重和文化延續性。

居於馬六甲葡萄牙廣場的葡人後裔塞西拉 (Martin Theseira) 指出，在聖枝主日和耶穌受難日，仄迪人和土生華人團體的成員都會把 bunga rampai，一種由花瓣碎、香蘭葉和香水混合而成的芳香混合物，放在聖伯多祿堂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像的腳下。

他向天亞社說：「這個簡單而美麗的舉動訴說著一段集體回憶。」 「它提醒我們，敬畏並不一定是需要改變，而是需要理解。」

他解釋，在這些團體的當地方言中，聖週這段神聖的日子包含著充滿意義的馬來俗語。

他說：「聖枝主日成了 Datuk Pikol Balak，字面意思是『主背著木頭』。這是耶穌背負十字架的溫柔的當地表達。耶穌受難日是 Datuk Mati，意思是『主死了』。」

他指出：「這些世代相傳的術語，揭示了語言、信仰和民間傳說如何在馬六甲人的意識中交織。這不是淡化，而是崇敬。不是模仿，而是尊重。這是最美的融合，也是馬來西亞獨有的。」

沿著馬六甲海岸繼續往下走，在烏戎巴西爾的海濱飛地，葡萄牙村在聖枝主日、聖週四和耶穌受難日的神聖節奏中甦醒。

這個社區是 1511 年抵達的葡萄牙傳教士和海員後裔的家園，他們帶來了天主教信仰、克里斯坦語言、音樂以及至今仍在海風和教堂鐘聲中流傳的生活方式。

對馬六甲的葡裔教友來說，聖週不僅是一個禮儀，也是身分、記憶和虔誠的神聖表達。他們中的許多人仍然會說克里斯坦語，那是一種馬來和葡萄牙語的混合語。

聖伯多祿教堂前堂區司鐸平塔多（Manuel Pintado）神父在他的《透過人類價值生存》一書中記錄了這些鮮活的傳統。他寫道，奧思定傳教士首次引入了以基督受難為中心的禮儀。

聖枝主日當天，遊行隊伍在日落時開始，由兩位資深平信徒領袖帶領信徒，高舉聖體和悲傷之母的旗幟。

教友抬著真人大小「背負十字架的基督」的木像和哀悼的聖母像繞著教堂前行，後面跟著手持蠟燭和棕櫚葉的信徒。

遊行進行到一半時，一位扮聖婦韋羅尼加的葡萄牙歐亞混血年輕女孩揭開了印有基督聖容的面紗，這是一個傳統莊嚴虔誠的儀式。

在耶穌受難日，教友會抬著放在棺木上死去的主耶穌的聖像，後方是燭光遊行。三個青年會扮演福音中記載的三位馬利亞：瑪利亞瑪達肋納、革羅罷的妻子瑪利亞和雅各伯母親瑪利亞的角色，唱著悲傷的拉丁輓歌，刺穿了寂靜的夜晚。

塞西拉說：「這些神聖的傳統只屬於馬六甲的葡萄牙後裔。」「且在這個歷史悠久的地區之外很少見到。」

據平塔多神父的回憶錄和塞西拉的反思，可以清楚地看出，在馬六甲，信仰並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與傳統和諧共處，即使是那些不認同信仰的人也會對其懷有崇敬之情。

在聖週這神聖的寂靜中，這座城市的靈魂與之合而為一。